初冬长江畔的一组照片近日引发广泛关注：数百头麋鹿在江滩觅食，与往来的大型货轮同框定格。“至少400只野生麋鹿聚集在保护区外，这是我追踪拍摄十七年来首次见到。” 自然摄影师雷刚的发现，揭开了一个跨越两大洲、延续四十年的物种复兴传奇。
这一被中国古人奉为 “麒麟” 原型的珍稀物种，曾在近代遭遇灭顶之灾。1900年，北京南海子最后一群野生麋鹿消亡，仅存个体流落海外，因法国传教士阿芒・大卫的首次科学记载，被命名为 “大卫神父鹿”。
“1898年，我的高曾祖父将欧洲仅存的18只麋鹿汇集到乌邦寺，这成为物种延续的火种。” 英国十五世贝福德公爵安德鲁・罗素回忆道。
展开剩余83%1985年，中英签署《麋鹿重引进中国协议》，20只麋鹿搭乘法航运输机回到南海子。为迎接这批 “游子”，中国划出900亩土地，解放军战士用一个多月筑起3500多米围墙，将猪场鱼塘改造为栖息地。“把物种精准引回最后栖息地，这在全球重引入项目中独一无二。” 当年见证这一时刻的安德鲁・罗素至今难忘。
回归初期，麋鹿被 IUCN 列为 “野外灭绝” 等级。专家团队随即制定 “分种群复壮、迁地建群、野化放归” 三步计划。仅六年时间，南海子种群从20只壮大到203只，土地瓶颈促使中英科学家沿长江追溯原生地，最终选定湖北石首天鹅洲湿地 —— 这片古云梦泽遗迹，正是《墨子》记载 “犀兕麋鹿满之” 的故地。
1993年，30只麋鹿落户天鹅洲，次年便繁殖10只幼仔。但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突袭，37只麋鹿被冲走，剩余个体困守残堤。“8个人守在孤岛，每天划船送草料，心里只有‘人在鹿在’的念头。” 管护员王建福回忆，他的妻儿在送饭返程时不幸翻船遇难，成为守护路上永远的痛。
意外的是，洪水竟促成了物种的野化突破。经多年追踪发现，26只被冲走的麋鹿横渡长江，在三合垸、洞庭湖等地形成野生种群，长江边的400只野生麋鹿就是它们的后代。“这场灾难让麋鹿摆脱人工依赖，实现了从圈养到野生的跨越。” 雷刚说。与此同时，江苏大丰1986年引入的39只麋鹿，已发展为超过8000只的全球最大种群。
种群扩张背后，遗传危机悄然浮现。2010年，石首三合垸暴发疫情，一个月内45只麋鹿死亡，调查发现祸根是近亲繁殖导致的免疫力低下。“全世界麋鹿均源自乌邦寺一对可繁殖个体，遗传多样性极低。” 石首麋鹿保护区高级工程师张玉铭坦言。2016年起，中国启动三大种群基因交流计划，2020年，12只北京麋鹿与16只大丰麋鹿在洞庭湖汇合，成功繁育出新的一代。
物种复兴更重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。“最初觉得这‘四不像’断了我们采笋放牛的财路，很是反感。” 石首麋鹿巡护员刘吉高坦言。但随着保护推进，村民们逐渐转变：当麋鹿角被渔网缠住时，他们自发用长竹竿绑镰刀救援；当种群接近容量极限，周边百姓主动退让8000亩滩涂改造为栖息地。“保护麋鹿让家乡变美了，我们都觉得自豪。” 刘吉高说。
如今的天鹅洲已成为生态宝库。“以前见不到天鹅的地方，现在小天鹅、黑鹳等上万候鸟齐聚，常能拍到多种一级保护动物同框。” 雷刚的镜头记录下生态链的复苏。截至2025年，中国麋鹿种群突破万只，遍布100余处历史分布区，IUCN已将其保护誉为 “野生动物重引入的中国范式”。
“从铁笼中的幸存者到湿地精灵，麋鹿的命运是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缩影。” 安德鲁・罗素感慨。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主席拉赞・穆巴拉克评价：“这一奇迹证明，政府主导、科技支撑与公众参与能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，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希望。”
长江大堤的昔日溃口已长成密林，成为麋鹿新家园。年过六旬的王建福仍在巡护，张玉铭的监测团队添了新设备，雷刚开始筹备第三本麋鹿画册。四十年守护终成正果，“大卫神父鹿” 重归 “麋鹿” 本名，东方神兽的蹄声正回荡在更广阔的湿地草原。
来源：湖北发布、湖北广电纪录片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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